一. 风景如画 —— 马修·派瑞自传《朋友、恋人和糟心事》

免责声明：本人翻译马修·派瑞（Matthew Perry）的自传《朋友、恋人和糟心事》（Friends, Lovers, and the Big Terrible Thing），纯属个人兴趣和对马修·派瑞的怀念之情。请勿将此翻译用于商业用途。

风景如画

Part 1

没有人会认为真正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直到它发生。没有人能够从肠穿孔、吸入性肺炎和ECMO机器中幸免于难。直到某人做到了。

就是我。

我正在一座租来的房子里写这些文字，在这里可以俯瞰太平洋。（我自己的房子在下面的街中，正在装修，他们说需要六个月，所以我估计大约需要一年。）一对红尾鹰在我下方的峡谷中盘旋，将帕拉塞德斯山脉引向大海。洛杉矶的今天是个美丽的春日。 今天早上，我一直在忙着给墙上挂艺术品（或者说是请人帮我挂——我不太擅长这方面的工作）。在过去的几年里，我真的迷上了艺术，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一两幅Banksy的作品。我还在写一部剧本的第二稿。杯子里装着新鲜的健怡可乐，口袋里装满了万宝路。有时，这些足够了。

有时。

我不断回想这个无法摆脱的事实：我还活着。考虑到几率，这四个字比你想象的更神奇；对我来说，它们有一种奇怪的、闪亮的质感，就像从遥远星球带回的岩石。没有人能够完全相信它。活在一个世界里，如果你死了，会让人震惊，但并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这是非常奇怪的。

这四个字，"我还活着"，让我充满深切的感恩之情。当你曾如我一般接近天堂，感恩几乎成了你唯一的选择：它就像客厅咖啡桌上的一本书，虽然它就在那里，你却几乎不会注意到它。然而，这种感激之情深埋在健怡可乐的淡淡茴香和甘草味中，充满我的肺部，就像每吸一口香烟一样，这是一种隐隐作痛的煎熬。

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这个压倒性的问题：为什么？我为什么还活着？我对答案有一点线索，但它还没有完全成型。答案大致在于帮助他人，我明白这一点，但我不知道如何做到。毋庸置疑，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如果一个戒酒者走到我面前，问我是否可以帮助他们戒酒，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答应，并实际跟进并做到。我可以帮助一个绝望的人戒酒。我相信“我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毕竟，这是我发现真正令人愉悦的唯一事情。这其中无疑有上帝的存在。

但问题是，当我感觉自己不够好时，我无法回答上面那个“为什么”的问题为“是”。你不能把你没有的东西传递给别人。大多数时候，我总是有这些令人不安的念头：我不够好，我无关紧要，我太需要别人。这些念头让我感到不安。我需要爱，但我不信任它。如果我放下我的伪装，我的钱德勒，向你展示真实的自己，你可能会注意到我，但更糟糕的是，你可能会注意到我并离开我。而我不能容忍那种情况。我无法再忍受。那会让我变成一粒尘埃，并将我彻底消灭。

所以，我会先离开你。我会在自己的想象中编造一些关于你的问题，然后相信它。然后，我会离开你。但是，这些人他们不可能都出问题，Matso (译者注：Matso 可能是马修的小名)。这里有什么共同的因素呢？

而现在，这些在我腹部的伤疤。那些破碎的恋爱。离开了瑞秋。（不是那个瑞秋，是真正的瑞秋。我梦中的前女友，瑞秋。）她们在我半夜四点醒来时缠绕着我，在我位于太平洋帕利塞兹（Pacific Palisades）拥有海景的家中。我已经五十二岁了。这一切已不再那么美好了。

part 2

我曾居住的每所房子都有美景。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当我五岁的时候，我被送上飞机从加拿大蒙特利尔（我和妈妈住在那里）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探望我爸爸。我被称为“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有一段时间这是这本书的标题）。当时送孩子坐飞机是很常见的事情——让孩子在那个年纪独自乘坐飞机是人们所做的事情。这不是对的，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或许我曾一度认为这会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冒险，但接着我意识到我太小了，独自一人非常可怕（而且荒谬）。有没有人过来接我啊！我才五岁。大家都疯了吗？

那个决定给我的心理治疗花费了数十万美元，我能要回来吗？

作为一个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确实能得到各种特权，比如戴着一个写着“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的小牌子，提前登机，专供孩子的休息室，无穷无尽的小吃，还有人护送你上飞机...或许这应该是件了不起的事（后来，作为一位名人，我在机场得到了所有这些特权，甚至更多，但每次都让我想起了第一次的飞行，所以我讨厌它们）。乘务员本来应该照看我，但他们正忙着在经济舱上倒香槟（那是70年代的风气）。最大限制两杯酒的规定最近被取消了，所以这次飞行感觉就像是在所多玛和蛾摩拉待了六个小时。酒精的气味无处不在；坐在我旁边的家伙可能喝了十杯旧时光。 （几个小时后，我停止计数。）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任何成年人会一次又一次地喝相同的酒...啊，那时的我真是天真。

我只有在鼓起勇气的时候才按了一下服务按钮，但并不是很频繁。那些身穿70年代热裤和短裤的空中乘务员会过来，抚摸我的头发，然后继续前进。

我当时真的吓坏了。我试图读《Highlights》杂志，但每次飞机在空中颠簸时，我都觉得我快要死了。没有人告诉我一切都会没事，也没有人来安慰我。我的脚甚至够不到地板。我太害怕了，不敢将座位靠背放倒休息，所以只能保持清醒，等待下一次颠簸，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从三万五千英尺高度坠落是什么感觉。

我没有坠落，至少没有真正的坠落。最终，飞机开始下降，降落在美丽的加利福尼亚傍晚。我能看到那些闪烁的灯光，街道就像一块辉煌的魔毯，广阔的黑暗区域我现在知道那是山丘，城市像魔毯一样向我升起，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我认为那些灯光，以及所有的美景，意味着我即将要见到我的亲人了。

在那次飞行中没有父母陪伴是导致我终身感到被抛弃的许多事情之一....如果我足够重要，他们不会让我单独飞行，对吗？这难道不是事情本应该运作的方式吗？

其他孩子都有父母陪伴。而我只有一个标牌和一本杂志。

所以每当我买新房子时（已经有许多次了，永远不要低估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我都希望能看到风景如画的美景。我想要那种感觉，能够俯视一览无余的风景，那样会给我带来安全感，有人在某地惦记着我，一个充满爱的地方。在那里，在山谷深处，或者在太平洋海岸公路以外那广阔的海洋中，在红尾鹰羽翼的闪亮光芒中，那里就是亲人的爱所在，那就是爱的归宿。那才是家。现在我感到安全了。

为什么让小孩独自一人坐飞机呢？也许可以飞去加拿大亲自接他啊？这是一个我经常思考但从不敢提出的问题。

我是不喜欢对抗的人。我有很多问题，只是不会说来。

Part 3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试图找出几乎所有事情和任何人来为我一直陷入的困境找个借口。

我生命中有很多时间都在医院度过。在医院里，即使我们中最坚强的人也会变得自怨自艾，而我也付出了不少努力来自怨自艾。每次躺在那里，我都会回顾我度过的生活，将生命中的每个瞬间都反复思考，就像考古挖掘中的混乱发现，试图找到一些原因，解释为什么我生命中如此多的时光都在不适和情感痛苦中度过。我一直明白真正的痛苦来自何方（我一直知道为什么我身体上会感到疼痛，答案是，好吧，你不能喝那么多，混蛋）。

首先，我想责怪对我充满爱心、善意的父母……他们充满爱心、善意，而且具有令人着迷的吸引力。

让我们回到1966年1月28日，地点是安大略省的滑铁卢路德大学。

我们来到第五届加拿大大学雪后女王比赛("以智力、学生活动参与度、个性和美貌为评判标准")。这些加拿大人不惜一切费用来赞颂新一届的加拿大大学雪后女王；活动包括“火炬游行，花车，乐队和参赛选手”，还有“露天烧烤和一场曲棍球比赛”。

这个荣誉的候选人名单中包括苏珊·兰福德，她排名第十一，代表多伦多大学。对阵她的是一些名字美妙的佳丽，比如来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鲁思·夏弗、来自渥太华的玛莎·奎尔，甚至来自麦吉尔大学的海伦“奇基”·费勒，显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二十年的时候，她为了缓和她的姓氏有点不太幸运。

（译者注：上面那句话是在以幽默和调侃的方式描述Helen "Chickie" Fuhrer这位选手的名字。她可能添加"Chickie"这个昵称，以降低她姓Fuhrer这个名字与纳粹党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之间的联系，德语中的"führer"是元首的意思 。）

1967年的选美活动同样令人兴奋。今年将举行一场Serendipity Singers的音乐会，这个组合就像是Mamas & the Papas，恰好有一位主唱名叫约翰·本内特·佩里。Serendipity Singers在60年代的民谣界是个特例——他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热门歌曲，“Don't Let the Rain Come Down”，其实是英国童谣的再编版本——即便如此，这首歌在1964年5月登上了成人流行音乐榜的第二名，并在公告牌热100榜上排名第6。不过这个成就有些不太起眼，因为那时披头士有着整整五首名列前茅：“Can’t Buy Me Love,” “Twist and Shout,” “She Loves You,” “I Want to Hold Your Hand,” 和 “Please, Please Me.”。

然而对于约翰·佩里来说，他一直在巡回演出，是一名音乐工作者，唱歌换取口粮，有什么比在加拿大大学雪后选美晚宴上演出更好的呢？他高兴地唱着“现在，这个歪歪扭扭的小人和他的歪歪扭扭的猫和老鼠 他们都住在一个歪歪扭扭的小屋里”，还透过麦克风与去年的加拿大大学雪后小姐苏珊·兰福德调情。那时，他们是地球上最美的两个人之一 —— 你应该看他们结婚时的照片 —— 你只想在他们轮廓分明的脸上打一拳。两个人看起来这么出众，不会给别人任何机会，他们似乎融为一体。

两人之间的调情终于在约翰完成演出后转为跳舞，本来也许就此结束，但是那一晚突如其来的大雪风暴改变了一切，让Serendipity Singers无法离开小镇。所以，这就是那个命中注定的浪漫相遇：在1967年的加拿大小镇，一名民谣歌手和一名选美皇后在被大雪围困的情况下坠入了爱河...地球上最帅的男人遇见了地球上最美的女人。其他在场的人真的可以直接回家了。

约翰·佩里当晚留下来了，苏珊·兰福德很高兴，大约一两年后，就像经历了一场蒙太奇场景一样，她发现自己来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威廉斯敦，约翰的家乡，她的身体内的细胞正在分裂和被征服。也许在这些简单的细胞分裂中发生了某种错误，这谁能说得准——我只知道，成瘾是一种疾病，就像我父母相识时一样，我根本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

我出生于1969年8月19日，那是一个星期二，我的父亲是约翰·贝内特·佩里，曾是“Serendipity Singers”成员，而我的母亲是苏珊·玛丽·兰福德，曾是加拿大大学雪皇后小姐。我降生的那个晚上有一场大风暴（当然会有），每个人都在等待我降临时玩着《大富翁》（当然会的）。我降临地球的时间距离阿波罗登月任务结束大约一个月，比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结束晚一天。所以，在天上众多宇宙天体的完美和尤格尔农场那些混乱的事情之间，我成为了生命，中断了某人在“富翁大道”上建造酒店的机会。

我出生时哭喊着，而且一直在叫嚷。持续了好几周。我是个宝宝时期就有肠绞痛的孩子——从一开始我的肠胃就有问题。我的哭闹声把我的父母逼疯了。疯了吗？他们非常担心，所以他们带我去看医生。那是1969年，与现在相比，那个时候被认为是史前时代。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文明要有多先进才能理解，在一个刚满两个月的婴儿身上使用苯巴比妥，至少在儿科医学上是有趣的尝试。但在20世纪60年代，为患有肠绞痛的婴儿开大剂量巴比妥并不罕见。一些年纪较大的医生坚决主张这种方法，我所说的“这种方法”是指“为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开处方使用大剂量巴比妥，因为他不停地哭闹”。

我想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我绝不会因此责怪我的父母。你的孩子一直在哭闹，显然出了点问题，医生开了药，而且不只一个医生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你给孩子吃了这种药，孩子不再哭。那是一个不一样的时代。

焦虑的母亲坐着抱着我，我趴在她21岁的肩膀上哭喊，一位穿着白大褂的恐龙几乎没有从他宽大的橡木桌子上抬起头来看我一眼，嘴里嘀咕着“现在的父母啊”，然后给我开了一剂极易上瘾的巴比妥类药物的处方。

我当时吵闹且需要关注，但我只得到了一颗药丸。（嗯，听起来就像是我艹蛋的二十多岁时的生活。）

据说我在出生后的第二个月，也就是在三十到六十天之间服用了苯巴比妥。这对婴儿的发育来说是个重要时期，尤其是在睡眠方面。（五十年后，我仍然睡得不好。）一旦服用了苯巴比妥，我就会昏昏欲睡。显然，我当时正在哭泣，药物会让我昏昏欲睡，这会让我父亲露出微笑。这并不残忍，嗑药的婴儿很有趣。我有婴儿时期的照片，你可以看的出当时我完全被药物弄得晕头转向，七周大的婴儿看上去就像一个瘾君子。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个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结束的第二天出生的孩子该有的奇怪命运。

我当时很需要关怀；我并不是每个人都希望见到的可爱的、笑嘻嘻的宝宝。我只能接受了这一点并闭嘴。

这是非常具讽刺意味的，因为多年来，我和巴比妥类药物有一段非常奇怪的关系。人们也许会感到惊讶，我自2001年以来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清醒状态（译者注：不酗酒不吸毒）。除了在这些年里大约有六七十次小失误。当这些意外发生时，如果你想恢复清醒，而我总是想这样，就会服用药物来寻求帮助。你可能会问，是哪种药物？你猜对了：巴比妥类药物！在你努力排出身体里的其他脏东西的时候，巴比妥类药物会让你平静下来；嘿，我三十天大的时候就开始服用它了，所以成年后我只是接着从头开始。当我在戒毒所时，我会非常需要关怀，而且感到不舒服——很抱歉，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病人。

解毒是地狱。解毒时躺在床上，看着秒针滴答作响，明知自己离好转还差得远。在戒毒时，我感觉自己就要死了。感觉永远不会结束。我的内心感觉就像试图从身体里爬出来。我颤抖，出汗。就像那个不曾得到药物来缓解痛苦的婴儿。我选择狂欢四个小时，明知接下来会陷入地狱七天。 （我告诉过你我的这一面是疯狂的，对吧？）有时，我必须被长时间隔离，以打破这个循环。

解毒时，“好”是一个遥远的记忆，或者只存在于贺卡上。我像一个孩子一样祈求任何能帮助减轻症状的药物。一个成年男子，也许在同一时间可能还登上了《人物》杂志的封面，却为缓解症状恳求。我愿意放弃一切——每辆汽车、每座房子、所有的钱——只为了让痛苦停止。当解毒终于结束时，充满了解脱感，发誓再也不要让自己经历那一切。直到三周后，你又发现自己正陷入同样的境地。

这是疯狂的。我是疯狂的。

就像一个婴儿一样，很长时间以来，我不想自我反省、不想成长，因为如果药丸可以解决问题，那这样会更容易，而且这是我被教导的方式。

Part 4

在我大约九个月的时候，我的父母他们都已经受够了对方，他们把我放在婴儿座椅里，一同驱车前往加拿大边境——开了五个半小时。我可以想象那次车程的寂静。当然，我还不会说话，而坐在前座的那对曾经的恋人已经不想再说话了。然而，那份宁静却是震耳欲聋的。某种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

在那里，远处尼亚加拉瀑布的嗡嗡声作为背景，我的外祖父，有着军人作风的沃伦·兰福德，正在等待我们，他来回踱步，跺着脚保暖，或者出于沮丧，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当我们开车到达时，他应该会向我们挥手，好像我们即将开始某种有趣的假期。我当时应该很兴奋地见到他，然后，我听说，我父亲将我从婴儿汽车座椅里抱起，交到了我外祖父的怀里，然后悄然抛弃了我和我的母亲。然后，妈妈也下了车，我、妈妈和我的外祖父站在那里，听着尼亚加拉瀑布的水哗哗地冲过瀑布，怒吼着流进尼亚加拉峡谷，看着我父亲疾驰而去，永远地。

看来我们并不会在那个歪歪扭扭的小房子里一起生活。我想当时我被告知爸爸很快会回来。

"别担心，"我妈妈可能说，“他只是去工作了，Matso。他会回来的。”

“来吧，小家伙，” 外祖父可能会说，“让我们去找外婆。晚餐她做了你最喜欢的意大利面。”

每个父母都会去工作，然后他们总是会回来的。这只是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没有什么会引发肠绞痛、或成瘾、或终身的被遗弃感，或者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持续的缺乏安慰，或者渴望爱，或者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我爸爸开车走了，天知道他去了哪里。他没有在第一天回家，也没有在第二天回家。我希望他能在三天后回家，然后也许是一周，再然后也许是一个月，但大约六个星期后，我不再寄望了。我还太小，无法理解加利福尼亚在哪里，也不明白“去追寻他当演员的梦想”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演员？我爸爸到底去了哪里？

我爸爸，后来成为一个出色的父亲，当时把他的幼儿留给了一个只有二十一岁的女人，他明知她太年轻，无法独自抚养一个孩子。我的母亲很出色，感情丰富，但她当时也太年轻。她就像我一样，在美国和加拿大边境的停车场被遗弃。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才二十岁，到她二十一岁，刚刚成为一个母亲，她就成了单身母亲。如果我二十一岁生了孩子，我可能会试着把它喝掉。她尽力了，这说明了她的不易，但她当时只是没有准备好肩负起这个责任，而我只是刚刚出生，什么都不懂。

实际上，在我们真正了解彼此之前，妈妈和我都被遗弃了。

Part 5

随着父亲的离去，我很快明白了我在家里的角色。我的工作是娱乐、哄骗、取悦、让别人笑，安抚，取悦，成为整个家庭的小丑。

甚至在我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时也是如此，事实上，尤其是那时。

那时候的苯巴比妥已经离我远去，就像我对父亲的记忆一样。我全力以赴地踏入了幼儿时期，在那里我学会了如何照顾他人。

当我在幼儿园时，有个不太聪明的孩子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并夹到了我的手，待火花般的血飞溅停止后，有人给我包扎，然后带我去了医院。在那里，很明显我确实失去了中指尖。我母亲被叫到医院，她匆忙赶来。她进来时泣不成声（可以理解），发现我站在轮床上，手上裹着巨大的绷带。她还来不及说什么，我就说：“你不用哭，我都没有哭。”

那时的我已经展现出了表演者和讨人喜欢者的特点。（谁知道呢，也许甚至在为了说这句话而做了一个小钱钱式的经典吃惊/双重表情动作，只是为了落实这个角色？）即使在三岁，我已经学会了要成为家里的男人。我得照顾我的母亲，尽管我的手指刚被切掉。我想在30天大的时候我就学会了，如果我哭了，我会被催眠，所以我最好别哭；或者我知道我必须确保每个人，包括我的母亲，感到安全和舒适。或者，这个孩子在轮床上表现得像一个老板一样，说出了一句非常出色的台词。

情况没有太多改变。如果给我足够多的奥斯康他汀（OxyContin），我会感到得到照顾，而当我得到照顾时，我可以照顾其他人，关注外部并为他人提供服务。但如果没有药物，我感觉自己就会消失在虚无的海洋中。当然，这也意味着在这种状态下，我几乎不可能发挥作用或提供服务，因为我只是试图度过下一分钟、下一个小时、下一天。这是恐惧不安的，是无法摆脱的自卑感。一点点这种药，一滴那种药，我就会好起来——当你依赖某种东西时，就会对其他事物索然无味。

(在911之前的那些日子里，飞机上的孩子和好奇的成年人有时会被允许进入驾驶舱四处看看。我大约九岁的时候被带到了驾驶舱，被按钮、机长和所有的信息所吸引，以至于我忘了将手放在口袋里，这是我六年来的第一次。我从未展示过它；我感到非常羞愧。但飞行员注意到了，他说：“让我看看你的手。”我尴尬地展示了给他看。然后他说：“来，看看这个。”结果他的右手中指上也缺了同样的一截。

这个人，驾驶整架飞机，知道所有那些按钮的功能，了解驾驶舱里的所有引人入胜的信息，他的手指也丢了一部分。从那一天起，直到我现在五十二岁，我从未再隐藏过我的手。事实上，因为我吸烟了很多年，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它，人们会问发生了什么事。

至少我从那次被门夹住的事故中得到了一个有趣的笑话，多年来，我会抱怨，因为从丢了半根手指以后，我只能对人说 “F**k y ——” )

Part 6

或许我没有父亲，也没有完整的十根手指，但我拥有敏捷的头脑和口才，即便那时也是如此。再加上一位非常忙碌、重要的母亲，她也头脑灵活、口才出众……嗯，有时候我很愿意向母亲发表关于她不够关注我的演讲，不过，可以说结果并不怎么好。重要的是要指出，无论她怎么做，我似乎总是得不到足够的关注。不要忘了，她当时的任务相当于两个人，而亲爱的老爸则忙于在洛杉矶应对自己的内心恶魔和欲望。

苏珊·佩里（在职业上保留了父亲的姓）基本上就是《白宫风云》里的艾莉森·简妮，她是一个新闻宣传专家。她是当时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的新闻秘书，也是一个活跃的社交人士。（多伦多星报曾在两人的照片下标题为：“新闻助理苏珊·佩里为加拿大最知名的人之一——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工作，但她仅仅因站在他身边而迅速成为名人。”）想象一下：仅仅因站在皮埃尔·特鲁多身边，你就成为了名人。他是一个风度翩翩的总理，曾与芭芭拉·史翠珊、金·卡特尔、玛戈·基德等人约会过…他在华盛顿特区的特使曾抱怨他邀请了不止一位女朋友参加一次晚宴，所以他需要为对女性情有独钟的这位总理进行大量宣传漂白。

因此，我母亲的工作意味着她工作时不在家，我需要与一个重要的西方民主国家及其具有魅力的、爱交际的领袖展开竞争，如果我想要一点关注。（我相信那时候用的短语是“挂钥匙的孩子”——一个表示孩子留在家里孤零零的词汇。）因此，我学会了搞笑（滑稽表演、快速的独白，你懂的）因为我不得不——我的母亲受到她压力山大的工作的影响，已经很情绪化（而且被抛弃了），而我变得有趣会让她情绪稳定一些，她就会做些饭，坐下来与我一起吃饭，倾听我的话，当然，之前是我听她的话。但我并不因为她工作而责怪她 ——总得有人带薪水回家。这只是意味着我花了很多时间独自一人。（我会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孤独的孩子，因为我听错了“独生子女”这个词。）

我思维敏捷，口才机敏，但和我妈妈一样，她也是如此（不知道这个习惯是遗传自哪里）。我们经常吵架，我总是有最后的发言权。有一次，在楼梯间和她争吵，那时我感到了人生中最大的愤怒（我才十二岁，不能打自己的妈妈，所以这股怒火只能内化——正如成年后，至少我有能力转变成一个酒鬼和瘾君子，而不归咎于他人）。

我一直都有被抛弃的感觉。以至于我过去常常问我在渥太华的外婆，每当一架飞机飞过我们家，我都会问她：“我妈妈在那架飞机上吗？”因为我总是担心她会消失，就像我父亲一样（她从未消失）。我妈妈很美，她在每个场合都是明星。当然，她也是造成我幽默的原因。

自从父亲去了加利福尼亚，妈妈因为漂亮、聪明、有魅力，走到哪里都算得上明星，她会约会一些男士，而这些男士也会与她有情感互动，然后我把每一个都看成了我的爸爸。每当飞机飞过我们家时，我会问外婆：“那是[迈克尔] [比尔] [约翰] [插入妈妈最新约会对象的名字] 飞走了吗？”我一直在失去我的父亲；我一直被遗弃在边境。尼亚加拉河的轰鸣声永远萦绕在我的耳边，即使苯巴比妥也无法消除。我的外婆会安慰我，给我打开一罐健怡可乐，那股若隐若现的茴香和淡淡的甘草味充满了我对失落的回忆。

至于我真正的父亲，他每周日都会打电话，这很好。在Serendipity Singers之后，他将自己的表演技巧转移到了演戏上，先是在纽约，然后是在好莱坞。尽管他有时被称为“跑龙套的”，但他一直相当稳定地工作，最终成为了Old Spice品牌的代言人。在电视或杂志上，我看到他的面孔的频率远高于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他的次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成了演员。）1986年的一则广告中，一个留着碗状发型的金发小男孩抱着我亲生父亲的脖子，配文中的旁白说：“什么样的男人吹响Old Spice的旋律？他是我的爸爸！”“我几乎完美的丈夫，”那位微笑的金发妻子在旁边说，尽管这有点调侃，但对我来说并不是个笑话。“你可以信赖他，他是你的朋友……”

然后，当等待的时间足够长以至于显得不合适时，我被戴上一个写着“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UNACCOMPANIED MINOR）的标牌，然后被送到机场，以便被送到洛杉矶。每当我去那里探望他时，我都会再次意识到，我的父亲充满魅力，风趣，迷人，极其英俊。

他是完美的，即使在那个年龄，我也喜欢我无法拥有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我父亲是我的英雄。事实上，他是我的超级英雄：每当我们散步时，我会说“你扮演超人，我扮演蝙蝠侠。”（一个聪明的心理学家可能会说我们在角色扮演，而不是父亲和马修，因为我们的实际角色对我来说太混乱了。但我不可能对此发表评论。）

再次回到加拿大，他的面孔和公寓的气味会在几个月内淡去。然后，又到了我的生日，母亲会尽力弥补父亲不在的事实，当出现大大的蛋糕，上面点燃了许多滴蜡烛时，每年我都会许愿一件事：在心里我轻声说，我希望我的父母能重新在一起。也许如果我的家庭生活更加稳定，或者如果我的父亲一直在身边，或者如果他不是超人，或者如果我没有那么聪明，或者如果皮埃尔·特鲁多......我就不会一直感到如此不安。

我会很开心的。而不仅仅是因为有健怡可乐喝。

在没有合适的药物的情况下，我整个人生中一直感到不舒服，而且对爱感到非常困惑。引用伟大的兰迪·纽曼（Randy Newman）的一句歌词，“我需要很多药物来假装自己是别人。” 我想我并不是唯一一个。

Part 7

“嗨，苏珊在吗？”

“是的，我可以告诉我妈妈有人找她吗？”

“是皮埃尔……”

当电话响起时，我和妈妈正处于一天最美好的时光。我们整天都在玩游戏，甚至尝试着玩《大富翁》，但只有我们两个人玩有点难。夜幕降临时，我们在小电视上找到了《安妮·霍尔》（Annie Hall），看着伍迪·艾伦（Woody Allen）坐落在过山车下的房子，我们笑得前仰后合。（我虽然不懂性和恋爱的笑话，但即使在八岁时，我也能理解打一个喷嚏把价值2000美元的某种白色粉末吹掉的喜剧效果。）

这是我最珍贵的童年记忆之一：坐在妈妈身边，一起观看电影《安妮·霍尔》。然而，突然间，加拿大总理给妈妈打来电话，破坏了这一美好时刻。当妈妈接电话时，我听到她切换到了职业模式，她的那种专业声音，完全不同于我平时听到的妈妈的声音。她像变了一个人，变成了那个叫苏珊·佩里的职业女性，而不是我的妈妈。

我关掉了电视，上床睡觉。我自己盖好被子，不需要药物的辅助——至少暂时不需要——我不安地睡着了，直到清晨阳光照亮了我渥太华卧室的窗户。

我记得在这个时候看到我妈妈在厨房哭泣，我想，她为什么不喝点儿酒呢？我不知道我怎么会认为酒精可以止住哭泣。在八岁时我肯定没有喝过酒（我等了额外六年！），但不知何故，周围的文化教给了我饮酒意味着笑和快乐，以及从痛苦中摆脱的必要。妈妈在哭，那她为什么不喝点酒？然后她就会喝醉，感觉就不会那么糟糕了，对吧？

也许她之所以哭泣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搬家，蒙特利尔，渥太华，多伦多，尽管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渥太华度过的。我独自度过了很多时间；有过保姆，但她们从未照顾我很长时间，所以我只把她们列入抛弃我的人的名单……我一直都在保持着幽默，聪明伶俐，口才了得，只是为了生存。

因为站在皮埃尔·特鲁多旁边，又如此美丽，我的母亲一瞬间成为了名人，以至于她被提供了在多伦多全球电视台担任全国新闻主持人的职位。

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好了，她无法放过。她做得还不错，直到有一天他们在推广一个选美比赛。我妈妈说：“我肯定我们都会为那个比赛着迷。” 这是个有趣的说法——从一个选美比赛的冠军嘴里说出来有点超现实，但她那晚被解雇了。

我对搬到多伦多并不开心，首先，我甚至都没有参与决定。而且，我再也见不到我的朋友了。我的母亲当时已经怀孕九个月了，那时她嫁给了《Canada AM》的主持人基思·莫里森——没错，就是那个NBC《Dateline》上的那位。我甚至被选中在婚礼上把我妈妈交出去。这是个奇怪的选择，从字面和象征上都是。

但很快我有了一个美丽的妹妹！凯特琳可爱极了，我立刻就爱上了她。但现在围绕着我成长的是一个家庭，我并不真正感觉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做出了有意识的选择，说：“见鬼吧，每个人都是为自己而战。” 这时坏的行为开始了——我的成绩不好，开始吸烟，还揍了Pierre的儿子（他后来成了首相）贾斯汀·特鲁多。（当他被任命负责整个军队时，我决定结束与他的争论。）我选择生活在自己的意识里而不是在自己的内心。在我的意识里更安全——在那里你不能被伤害，至少还没有。

我变了。我的口才更出众，没有人能接近我的内心。没有人。

我当时十岁。

到了七年级，我们回到了属于我们的渥太华。我开始看到让人发笑的力量。在渥太华的男子中学阿什伯里学院，除了成为班上的笑话制造者之外，我不知何故还成功地获得了戏剧老师格雷格·辛普森执导的一部名为《史尼基·菲奇的生与死》的戏剧中“西部最快枪手”拉克姆的角色。这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我非常喜欢——让别人开心似乎是一切。涟漪变成了浪潮，所有那些父母都假装对孩子们的壮举感兴趣，直到——砰！那个佩里孩子居然让人笑出声来。 （在所有毒品中，这个毒品至今仍然是最有效的，至少在给我带来快乐方面是如此。）成为《史尼基·菲奇的生与死》的明星特别重要，因为这让我有了一样可以擅长的事情。

我非常在乎陌生人对我的看法——现在依然如此——事实上，这是我生活中的关键之一。我记得曾恳求我妈妈把后院涂成蓝色，这样飞机上方的路人往下看我们的院子时会以为我们有一个游泳池。也许上面有一位未成年旅客，可俯瞰看到并感到安慰。

哦，我还是个不良学生。有一年圣诞节前我翻看了所有的壁橱，想知道我的礼物是什么；我还偷钱，抽烟越来越多，成绩也越来越糟。有一段时间老师把我的桌子摆到教室后墙面对墙壁，因为我老是说个不停，用全部时间逗人笑。一位叫韦伯博士的老师说：“如果你不改变你的样子，你永远都成不了什么大事。”（我应该承认，当我登上《人物》杂志封面时，我曾寄给韦伯博士一本杂志，附上一张便条写着：“我想你错了”吗？哦不，那太粗鲁了。）

我做到了。

我在每个话剧中都扮演主角弥补了我糟糕的成绩，我还是一个国家级的网球选手。

我四岁时，外祖父开始教我打网球，到我八岁时，我知道自己能打败他，但我等到十岁才挑战成功。我每天都打八到十个小时的球，还花了好几个小时练习击打挡板，假装自己是吉米·康纳斯。我每个击球都是康纳斯的发球，每次挡板回球都是约翰·麦肯罗。我会在身体前击打球，用球拍的弦来横扫球，然后把球拍放在身后，就好像把它放进背包里一样。我相信只是时间问题，然后我就会走上温布尔登，对着一群崇拜自己的球迷甜蜜而谦虚地点头，然后在与麦肯罗五盘比赛前做好热身活动。我会耐心等待他责骂某个严肃的英国裁判，然后一击横场反手得分赢得比赛。然后我会亲吻金色的奖杯，品尝一杯罗宾逊大麦水，一种与 Dr Pepper 天差地别的饮料，但我却真的会喜欢它。我肯定，那时我会引起我母亲的注意。

(1982年温布尔登锦标赛，吉米·康纳斯险胜备受看好的约翰·麦肯罗，成为我最喜欢的比赛之一。吉米在获胜后登上了《体育画报》的封面，至今都挂在我的墙上。那一天，我就是他，或者他就是我——无论如何，在那一天，我们俩都是赢家。)

在现实世界的比赛中，我在渥太华的罗克克利夫草地网球俱乐部参加比赛。在俱乐部，你必须穿全套白色球服。曾经，俱乐部门口有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仅限白人”（WHITES ONLY），直到有人意识到这可能产生错误理解（该标志迅速改为WHITE DRESS ONLY），然后大家就此停止了讨论。俱乐部有八个网球场，大多数球场都由年长的人使用，我会整天待在会所里等待着有人因故未到场，需要找第四个人来参加比赛，这样我就有机会替补上场。老年人们喜欢我，因为我可以接到每一个球，但我也有疯狂的脾气。我会摔球拍，咒骂，变得很恼火，如果正在惨败，我可能会开始哭泣。但通常在此之后我会反败为胜 —— 比赛中我会输掉一盘；以5比1落后；以0比40落后，一边哭泣着，一边想着：“我会赢的；我知道我会赢的。”而对其他人来说，获胜并不像对我来说那么重要。

到了十四岁，我已经在加拿大国内取得了国家排名......但那一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

Part 8

我十四岁时喝了我的第一杯酒。我已经尽可能地拖延了第一次喝酒的时间。

在这个时候，我经常和两个兄弟克里斯和布莱恩·默里在一起。不知何故，自从三年级以来，我们发展了一种说话方式：“天气会再热点吗？”或“老师会再凶点吗？”或“我们会被关禁闭更久点吗？”——如果你是《老友记》的粉丝，或者如果你注意到美国过去几十年左右的说话方式，你可能会认出这种节奏。（可以说钱德勒·宾格改变了美国人的说话方式，我认为这并不是夸张。）记录一下：这种变化直接源于马修·佩里、克里斯·默里和布莱恩·默里在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的玩闹。不过，幸运的是，只有我因此而发财。幸运的是，克里斯和布莱恩从未因此责备我，他们仍然是我亲爱、幽默的朋友。

有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在我家后院玩耍。家里没有人，头顶上，阳光透过云层照射进来，我们谁也不知道即将发生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躺在加拿大的草地和泥土上，一无所知。

我还能更无知吗？

我们决定喝酒。我忘了是谁提出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将自己卷入了什么。我们有一打百威啤酒和一瓶名为安德烈·贝比鸭的白葡萄酒。我拿了葡萄酒，而默里兄弟拿了啤酒。顺便说一下，这一切都发生在户外，我们只是在我的后院。我的父母不在家——这一点并不奇怪——于是我们开始了。

在十五分钟内，所有的酒都喝光了。默里兄弟在我周围呕吐，而我只是躺在草地上，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件让我在身体和精神上与其他人不同的事情发生了。我躺在草地和泥地上，看着月亮，被新鲜的默里呕吐物包围着，意识到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没有什么困扰我。世界变得有意义；它不再扭曲和疯狂。我感到完整，平静。我从未比那一刻更快乐。这就是答案，我想；这就是我一直在失去的东西。这一定是正常人一直都有的感觉。我没有任何问题。一切都过去了。我不需要关注。我被照顾着，我很好。

我陶醉其中。在那三个小时里，我没有问题。我没有被遗弃；我没有和我妈妈吵架；我没有在学校表现不好；我不想知道生活的意义，以及我在其中的位置。它带走了一切。

现在我知道关于成瘾疾病逐渐恶化的事实，令我惊讶的是我没有第二天，甚至第三天再喝酒，但我没有——我等待着，酗酒的祸害还没有抓住我。因此，第一次饮酒并没有导致经常性地喝酒，但它可能播下了种子。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既缺乏精神指导，也缺乏享受任何事物的能力。但同时，我也是兴奋成瘾者。这是一个如此有害的组合，我甚至无法用言语形容。

当时我并不了解这一点，但如果不是在寻找刺激、感到兴奋或喝醉的状态下，我就无法享受任何事情。这种感觉的高级词汇是"无乐感"，这个词和感觉是我后来在心理治疗和戒酒中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才发现和理解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只有在落后一盘并且差点输掉比赛时才能赢得网球比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我做过的一切。顺便说一下，"无乐感"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的非正式名字，那部电影就是我和我母亲一起欣赏的《安妮·霍尔》。伍迪懂这个。伍迪懂我。

家里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我妈妈和基思有了一个美满的新家庭。艾米莉出生了，她金发可爱。就像凯特琳一样，我瞬间就爱上了她。然而，我经常感到自己被排挤在外面，仍然是那个飞往其他地方的飞机上的孩子，独自一人。我和妈妈总是争吵不休；只有在网球场上我才感到快乐，即便那时，我也充满愤怒，甚至在获胜时也会哭泣。那时该怎么办呢？

这时，我的父亲登场了。我想见他。是时候进行一次大的地理搬迁了。

是的，洛杉矶、我的父亲和一个新生活在呼唤，但我当时十五岁，离开会破坏我的家庭生活，也会让我妈妈伤心。但她没有问我是否同意与基思结婚，搬到多伦多，生了两个孩子…… 在加拿大，我愤怒，我在哭泣，我在喝酒，我和我妈妈吵架，我并不是家庭的完整一员，我在学校表现不佳，谁知道我是不是很快就得搬家，等等等等。该死的，一个孩子想要见他的父亲。

我决定离开。我的父母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不知道洛杉矶是否更适合我的网球事业。 （当时我并不知道，在南加利福尼亚，我最多只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俱乐部球员，因为那里的水平要高得多，你可以一年365天打网球，而在加拿大，你很幸运如果在冻土出现之前有几个月的打网球时间。）但即便如此，我决定离开还是造成了我家庭关系中的一道巨大裂缝。

在我启程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我们家的地下室里，只有那天晚上我睡在那里，结果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夜晚之一。楼上的主房里，正在变成地狱；门被砰地关上，压低的对话声，偶尔的吵闹声和喊叫声，还有脚步声。孩子们中的一个在哭，没有人能让他停下来。我的祖父母时不时的下来对我大喊大叫；楼上，我母亲在尖叫，哭泣，然后所有的孩子都在哭泣，我的祖父母在喊叫，孩子们在喊叫，而我就在下面，无言以对，被抛弃，坚决，害怕，无依无靠，害怕。这三位非常有权势的成年人一次又一次地下来告诉我，我正在离开他们而伤透了他们的心。但我别无选择，情况已经变得如此糟糕。我是一个破碎的人。

破碎？扭曲。

第二天清晨，对她来说肯定是一次非常艰难的车程，我的母亲好心地送我去机场，目送我永远离开她。我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踏上了这段旅程，这真的是超乎我的理解。我仍然怀疑是否做了正确的决定。

尽管我仍是一个“没有成年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但现在已经是个老手了，我飞往洛杉矶去见我的父亲。我如此恐惧，以至于即使是好莱坞的热闹也不能安抚我。但很快我将看到这座城市的灯光，再次拥有一个父亲。